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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姜芳芳：谢谢王处长，您刚才提到的议题我认为非常好，这其实是回到根源上的问题，我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普惠金融这个大旗，政府喊了很多年，实际落地的时候，底下做的时候，有些机构是为了完成政府的任务做这个事情，有的是真正趟出商业可持续道路做这件事情，有的是打着普惠金融的大旗坑蒙拐骗，像现金贷这样的我们也能看到。所以，机构自身的动力，在做这块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不同的机构可能有着不同的不同的驱动力，但第一个核心要素要解决的是普惠金融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在莫教授这个报告里有非常详实的阐述。我现在听到两种论调，第一种论调来自于政府部门，认为普惠金融，就是但凡有人，给他金融服务就是他人权的一部分，只要有人，在很片源的乡村我也要把金融服务送到他的手上，使得他要有金融服务的时候有这样的选择权；第二种说法是金融机构的说法，普惠金融要这么做，空心村里就是留守的老人，我在那儿布点肯定是亏钱的，那怎么办呢？商业利益和政府意愿当中就会形成断层，这样的情况下，这和我们普惠金融指标是有关系的，我们会看到，越是缺的地方越是收入低，越是教育水平低，人各方面的能力也相对较弱的地方。如果我们以普惠的概念来讲，是要把它纳入，但是纳入的时候金融机构又存在一些挑战，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

报道还称，张学出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是黑龙江省引进人才战略的一次积极尝试和重要突破。稍早前，澎湃新闻还报道了一起高校界“破格提拔”案例：此前任北京大学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黄桂田出任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黄桂田是从“正处级”直接上升至“正厅级”。（澎湃新闻记者 钟煜豪）

待收规模是衡量一个平台实力的指标之一，卢对这一数据的关注并不是毫无理由，它决定了这个平台可以被包装成什么样子，以及它转手之后的价钱。待收规模和标的数量几乎是正比关系，如果一个平台要稳健运营下去，那么对所发标的的数量和质量需要慎重再慎重。如果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待收规模，必然是通过大量发标来实现。由此一来，标的质量便很难得到保证。

这个行业即使达到120%的月息，背后的资金方依然不满足。投几千块钱，一年下来也就几万。业内的人就一直想办法套路学生。这使得行业内形成了一条隐秘的产业链。学生只要一开始借钱，他的债务可以迅速膨胀到50多万。比方说，学生在趣分期或者我们这边借相对低息的资金，一旦学生不能按时偿还，我们就会让中介带着学生去其它地方借钱还。最后学生就会开始线下借款，比较暴力。比如有个学生在线下平台借了1万，打了3倍条，只要被贷后发现这个学生在其它地方借钱，就要立马归还3万，没有钱就让他到其它地方去借。借的3万，打的是9万借条，之后肯定会逾期，那就再换一个地方借。

“我们是一个设备制造厂家，我们确认华为的设备没问题”。他提到，华为的设备卖给了电信运营商，数据归电信运营商。华为进入任何国家都要遵守这些国家的法律。华为支持各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监管。另外，在对话会上，任正非感谢了美国供应商三十年来对华为的支持与帮助，“没有这些，华为也发展不到今天”。

由于有上市公司大股东做背书或担保，很多平台创始团队觉得很靠谱，所以拼命推广平台，提升平台待收额，寻求高售价。6月开始，P2P来到大环境崩坏的时间点。严重的流动性紧缺，使得很多P2P小平台相继爆雷，风险连续从底部平台传导到腰部。“卢总”看准时机，带着席卷到自己家族企业的资金，悄然离去。留下一个个不断崩塌的平台，与因此不断崩塌的投资难民。